刘某1、刘某2继承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

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事判决书

（2017）闽06民终1519号

上诉人（原审原告）：刘某1，男，1961年1月20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龙海市。
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告）：刘某2，女，1968年7月7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龙海市。
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告）：刘某3，女，1959年2月6日出生，汉族，住北京市朝阳区。
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告）：陈某，曾用名刘婉丹，女，1963年5月13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龙海市。

上诉人刘某1因与被上诉人刘某2、刘某3、陈某继承纠纷一案,不服龙海市人民法院（2017）闽0681民初693号民事判决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，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刘某1上诉请求：撤销一审判决，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。事实和理由：一、陈某自小送给他人收养，并未对亲生父母尽到扶养义务，不能分得遗产。二、退一步讲，陈某可分得适当遗产，也并非依法均等分割，本案《协商纪要》属于上诉人因重大误解而签订，应予撤销。三、对未分割的遗产117320元，一审却仍按《协商纪要》均分给陈某错误。

陈某辩称，一、上诉人以“重大误解”为由请求撤销《协商纪要》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。二、根据《协商纪要》约定，遗产应由兄弟姐妹四人均分，况且本人在生活中经常照料亲生父母，根据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可分得生父母适当遗产。请求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刘某2、刘某3表示同意按照《协商纪要》的约定来处理遗产。

刘某1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：1、撤销原告与三被告于2015年2月9日签订的《协商纪要》；2、依法分割姚琴的存款，三被告应再支付原告64861.41元；3、依法分割姚琴的抚恤金，三被告应再支付原告3352.5元；4、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。

一审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：姚琴（女，于2015年2月2日逝世）与刘忠和（男，于××××年××月逝世）结婚后共育有四个子女，分别为本案的原告刘某1与被告刘某2、刘某3、陈某。被告陈某自幼被陈鸿年、许莲花夫妇收养。2015年2月9日，原告刘某1与被告刘某2、刘某3、陈某签订《协商纪要》，对姚琴的房屋，现金及存款，抚恤金，医保卡余额，金戒指和项链等财产分配问题进行约定。其中关于现金及存款和抚恤金约定由四个子女平均分配。之后，由被告提交作为姚琴遗留的现金及存款为296871.4元，原、被告四人各分得74217.85元；抚恤金为40230元，原、被告四人各分得10057.5元。2015年4月，原告向被告刘某2、刘某3提出陈某已送给他人收养，无权继承生父母的遗产。另查明，2015年2月2日姚琴逝世时，除上述已分配的现金及存款外，尚有以姚琴之名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龙海市支行存款117320元，其中，96000元现由被告刘某3掌执，21320元现由被告刘某2掌执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“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，一般应当均等”。原告刘某1与被告刘某2、刘某3是被继承人姚琴的合法继承人，依法可以继承姚琴的遗产。被告陈某自幼送给他人收养，与陈鸿年、许莲花夫妇形成收养关系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“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，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”。因此，被告陈某不属于姚琴的法定继承人。但被告陈某对生父母也有较多的扶养，依法可以分得姚琴的适当的遗产。原、被告就被继承人姚琴的遗产（房产、现金、存款等财产）及抚恤金的处理，经平等协商，自愿达成一致意见，形成的《协商纪要》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，内容真实有效，该《协商纪要》合法有效，可作为处理遗产和抚恤金的依据。根据纪要约定，姚琴遗产中的现金及存款和抚恤金由四个子女平均分配，原告主张撤销《协商纪要》，重新分配现金及存款和抚恤金不符合法律规定，依法不予支持。但姚琴逝世时，除上述已分配的现金及存款外，尚有以姚琴之名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龙海市支行存款117320元，其中，96000元现由被告刘某3掌执，21320元现由被告刘某2掌执。该款属于姚琴的遗产，按照协商纪要约定，原告可以分得四分之一的份额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》第十三条第一款、第十四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＜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＞若干问题的意见》第十九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判决如下：一、被告刘某3支付给原告刘某124000元。二、被告刘某2支付给原告刘某15330元。上述款项，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。三、驳回原告刘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。

二审诉讼中，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。案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。

本院认为，一审诉讼中陈某提供的照片、书信、户口簿及结婚证等证据，可以证明其虽自幼送给他人收养，但与生父母保持较密切的联系，且对陈某主张其平常经常去探望亲生父母，亲生父母住院时予以陪护、逝世时尽到子女义务的事实，刘某2、刘某3也予以证实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＜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＞若干问题的意见》第十九条规定“被收养人对养父母尽了赡养义务，同时又对生父母扶养较多的，除可依继承法第十条的规定继承养父母的遗产外，还可依继承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分得生父母的适当的遗产”。据此，陈某因对其生父母尽到较多扶养义务，其依法可以分得姚琴适当的遗产。由于陈某在签订本案《协商纪要》之前就属于有权分享生父母适当遗产的被收养人，其有权与其他继承人就遗产如何分配（包含其可分享的份额）进行协商处理，并参与《协商纪要》的签订，在此情况下，不存在刘某1所主张的因误以为陈某也有继承权其才签订《协商纪要》的“重大误解”的情况，因此，本案《协商纪要》并不属于合同法所规定的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可以撤销的情形，陈某与其他继承人就姚琴的遗产及抚恤金，经平等协商，自愿达成一致意见，形成的《协商纪要》内容真实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，该《协商纪要》合法有效，各方当事人应按约履行。根据《协商纪要》的约定，有关姚琴遗留的现金及存款和抚恤金，应由四个子女平均分配，因此，对姚琴逝世时尚有以姚琴之名在银行的存款117320元，应认定为是姚琴的遗产，可由姚琴四个子女即本案四个当事人均分。刘某1主张《协商纪要》因其存在“重大误解”订立而应撤销，其可享有姚琴三分之一遗产及抚恤金的上诉理由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，不能成立。

综上所述，刘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，应予驳回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应予维持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973元，由刘某1承担。

       本判决为终审判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