严某1、杨某1继承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

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事判决书

（2017）鄂01民终3433号

上诉人（原审被告）：严某1，女，1979年12月4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武汉市江岸区，

被上诉人（原审原告）：杨某1，男，1969年2月27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武汉市江岸区，
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告）：杨某2，女，1956年8月6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武汉市江汉区，
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告）：杨某3，男，1954年12月26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武汉市洪山区，
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告）：杨某4，男，1948年3月24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武汉市江岸区，
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告）：杨某5，女，1940年8月2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武汉市武昌区，
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告）：严某2，男，1978年7月6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武汉市青山区，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严小平，系严某2的父亲。
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告）：杨某6，女，1971年10月20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武汉市江汉区，

上诉人严某1因与被上诉人杨某1、杨某2、杨某3、杨某4、杨某5、严某2、杨某6遗产纠纷一案，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（2017）鄂0102民初333号民事判决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于2017年6月5日立案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，因案情不复杂，决定对本案不开庭审理，并告知了双方当事人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严某1上诉请求：改判分割由老房改建拆迁后取得的拆迁款，自己分得十二分之一，或者发回重审。事实和理由：1.一审认定事实错误。诉争遗产是房屋，属于不动产，受《继承法》和《物权法》调整。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进行过修缮，原两栋砖木结构的房屋早已不复存在。但原房屋所在土地归各继承人共有。原审法院对不存在的两栋房屋进行分割是错误的。2.对共有物的修缮应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的同意。杨某1修缮、扩建房屋虽未经我同意，但出资应当认为是债务关系，不能理解为是谁出资谁享有产权。原房屋已经转化成了拆迁补偿权益。一审应当就整栋五层楼进行分割，并分配拆迁补偿利益。因我父母对老房屋建设作出过较大贡献，我应分得全部拆迁利益的十二分之一。

杨某1答辩称，诉争房屋并非扩建，而是推倒重建。原房屋被鉴定为危房，必须重建，我征求了其他被继承人的意见，只有三人同意重建，其他人放弃。新增加的面积是合法建造，由出资人享有产权。上诉人称重建未获通知，这与事实不符。从重建到起诉，有七年时间，上诉人从来未主张过其权利。我没有想隐瞒建房事实。现由于拆迁产生收益，上诉人才主张权利受损，不符合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。现诉争房屋灭失转化为拆迁利益，有我的专属部分，分割时应剔除该部分。

杨某2答辩称，上诉人说假话。当时重建的时候我就通知她了，现在她否认这一点，不符合事实。上诉人说其父母主要出资修建房屋，这也与事实不符。

杨某3答辩称，上诉人提出的问题是欺骗法庭，上诉人的父母对修建老房子没有出过钱。上诉人没有回家看望过被继承人。房子成了危房，城管要求我们重建。遗产的范围应该仅是老房子。我父母本来立了遗嘱（以磁带的形式）将房子留给我，但是磁带坏了。现在一审判决后，我都没有意见，上诉人还上诉。我认为亲情最重要。

杨某4答辩称，我认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有道理，但我自己没有上诉。

严某2答辩称，我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。

杨某6答辩称，我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

杨某5答辩称，我不服一审判决，父母遗留下来的两栋旧房子应该都归我所有。因为四十多年前，老房子是草房，推倒重建共花费1200多元，父亲仅出资180元，我个人出资400多元。另外，我从开始工作时就把工资都交给父母，作为补偿，老房子应该归我一人。

杨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：依法分割被继承人杨少堂和陈银桃的遗产（原位于武汉市江岸区福建路67号，现为武汉市江岸区福建路15号）的房屋及相关权益。

一审法院认定事实：杨少堂和陈银桃系夫妻关系，共同生育六个子女：杨某5、杨某4、杨某3、杨某2、杨享林、杨玉芝。杨少堂和陈银桃分别于1995年3月18日和1997年7月10日死亡，杨享林于1983年11月21日死亡，杨某1、杨某6系杨享林之子女，杨玉芝于1990年1月15日死亡，严某2、严某1系杨玉芝之子女。杨少堂和陈银桃留下遗产即原位于武汉市江岸区福建路67号（现为武汉市江岸区福建路15号）砖木结构平房2栋，其中一栋建筑面积为31平方米，另一栋建筑面积为26.79平方米，两栋合计建筑面积为57.79平方米，该房屋所有权登记在杨少堂名下，房屋所有权证（武房房私01字第03780号），国有土地使用证（武房地籍岸字第05196号）。2009年2月，上述房屋经武汉市江岸区房屋安全鉴定站鉴定为危房，后上述房屋经改扩建成楼房。现房屋面临拆迁，2015年3月30日，杨某1、杨某4、杨某3、杨某2、杨某5、严某1、严小平（严某2、严某1之父）达成《江岸区福建路15号房屋拆迁协议》，约定：1、杨某5、严小平同意房屋拆迁补偿，各15万元整；2、杨某4、杨某3、杨某2、杨某1平分余下拆迁款。该协议签订后，各方并未履行。

一审审理中，法院调取了诉争房屋的《征收补偿协议书》，该协议除填写有：以上1－13项征收补偿、补助及奖励款总计大写：贰佰柒拾伍万元外，其它事项均未完善；另有乙方杨某3、杨某2、杨某1、杨某4的签名，甲方未签名亦未加盖印章。杨某3提交邓秀珍（案外人）《证明》1份，证明陈银桃曾立下遗嘱，同意把房屋给杨某3；另提交其支付的陈银桃丧葬费用票据合计1,654元，但主张应按现在的丧葬费用标准计算为50,000元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。原位于武汉市江岸区福建路67号（现为武汉市江岸区福建路15号）砖木结构平房2栋，合计建筑面积为57.79平方米，登记在杨少堂名下，系被继承人杨少堂和陈银桃的遗产。被继承人杨少堂和陈银桃死亡后该房屋进行了改扩建。现房屋《征收补偿协议书》仅明确了征收补偿款总金额，分项及其它部分均未明确具体金额，故对于原位于武汉市江岸区福建路67号（现为武汉市江岸区福建路15号）房屋属于遗产的部分，即建筑面积为57.79平方米，法院只处理产权份额。杨某2、杨某3、杨某4、杨某5及杨享林、杨玉芝均系第一顺序继承人，继承遗产的份额，一般应当均等，即各享有六分之一的份额。但因杨享林、杨玉芝先于被继承人杨少堂和陈银桃死亡，杨享林、杨玉芝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分别由杨享林之子女：杨某1、杨某6，杨玉芝之子女：严某2、严某1代位继承，由杨某1、杨某6、严某2、严某1各继承十二分之一的份额。

关于杨某3提出其母陈银桃曾立下遗嘱，同意把房屋给杨某3，要求将属于其母亲的遗产部分由其一人继承的抗辩，因仅有当事人的陈述及案外人的《证明》，不符合遗嘱的形式要件，法院不予采纳。关于杨某3支付的陈银桃丧葬费用1,654元，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，子女平等享有继承父母遗产的权利，也就有平等负担丧葬费用的义务，该项费用应由杨某2、杨某3、杨某4、杨某5各负担六分之一，杨某1、杨某6、严某2、严某1各负担十二分之一。杨某3主张应按照现在的丧葬费用50,000元标准计算，没有依据，法院不予支持。一审法院判决：一、登记在杨少堂名下原位于武汉市江岸区福建路67号（现为武汉市江岸区福建路15号）砖木结构平房2栋，合计建筑面积为57.79平方米，系被继承人杨少堂和陈银桃的遗产，由杨某2、杨某3、杨某4、杨某5各继承六分之一的产权份额；杨某1、严某2、严某1、杨某6各继承十二分之一的产权份额；二、丧葬费用1,654元，由杨某2、杨某3、杨某4、杨某5各负担276元，杨某1、严某2、严某1、杨某6各负担137.50元，因此款已由杨某3支付，故杨某1、杨某2、杨某4、杨某5、严某2、严某1、杨某6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各自应负担部分给付杨某3；三、驳回杨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。

二审中，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。

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，本院予以确认。本院另查明，至二审时，诉争的楼房已拆除。

本院认为，本案一审的起诉者是杨某1，其诉讼请求是依法分割被继承人杨少堂和陈银桃的遗产（原位于武汉市江岸区福建路67号，现为武汉市江岸区福建路15号）房屋及相关权益。结合一审查明本案继承人在2015年3月30日就拆迁房屋的利益分配达成过《江岸区福建路15号房屋拆迁协议》以及《征收补偿协议书》上拆迁单位未签名或盖章的事实，一审就原老房（建筑面积57.79平方米）的产权依法进行了分割。该分割依照的是法律所规定的按份原则，没有损害上诉人的利益。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判错，将不该判的判了，将该判的没有判。因上诉人在一审的身份是被告，一审按照起诉什么审理什么的原则，审理了起诉人杨某1的诉讼请求。如果判错，不服的应该是起诉人，现起诉人并未上诉。

综上所述，严某1的上诉请求不成立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二审案件受理费9,580元，由上诉人严某1负担。

       本判决为终审判决。